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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中国在全球化4.0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发布时间:2016-07-15 浏览次数:3913次
2016年6月30日,在上海举办的SAIF金融E沙龙“全球化4.0——人民币崛起与中国新战略”讨论会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博士带来了他关于全球化的独到见解。如果将全球化的进程分为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由英国与英镑主导的全球化2.0、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那么随着全球化3.0的结束,世界正在迈向全球化4.0时代。
 
邵宇博士认为,在全球化4.0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关键引擎。而贸易、投资及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中国全球化发展的三大内生动力,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布局,使中国在全球化4.0中再次回到世界之巅。
 

 
全球化3.0:美元本位下的三元世界
 
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全球化的进程经历了三波浪潮:全球化1.0即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即英国和英镑时代;全球化3.0美国和美元时代。邵宇博士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一条完整的食物链结构,沿着这条食物链可以看到,在全球化3.0中,形成了在美元本位下的三元世界: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
 
资源国包括俄罗斯、巴西、南非,但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沙特阿拉伯等,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处于整个食物链顶端的是消费国集团。根据定义,一个国家经常账簿的赤字超过GDP4%以上,就是一个消费型国家,美国是这样一个消费型国家。
 
邵宇博士介绍说,以美国为例,虽然表面上看美国的产能巨大,但其消费比生产需求更大,其经常账户赤字达10%以上,如果美国年GDP为15万亿,10%的赤字意味着每年向全世界投放1.5万亿美金的订单,在这个原始需求的背后会产生一系列后续的投资,这也正是全球化发生的根本原因。
 
相较于资源国和消费国,生产国的发展显得最为艰难,人们通常将经常账户的盈余超过GDP4%以上的国家定义为生产国,而中国正是最典型的生产型国家之一。在生产国之中,既有较为高端的生产国如德国、日本,比中国低端的越南、印尼。
 
消费国结构调整 影响食物链格局
 
邵宇博士指出,实体经济的全球化范围已经开始崩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率先进行了结构调整,这种食物链顶端的消费国进行的结构调整必然影响整条食物链的格局。
 
首先,美国通过一部分的再工业化,将原来分布在东南亚,包括中国的产能一部分迁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迁向墨西哥周边经济区,这使得中国的外需出现断崖式下降;其次,美国通过页岩气革等新能源革命,减少了对进口能源和资源的依赖,正逐步成为全球的能源供应国。
 
这将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剧烈波动。如下图所显示,最明显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通常被视为一种运输的大宗商品。在2007年,这个数字达到过最高点,而根据最新数据,经过剧烈反弹后,BDI差不多降至500点。邵宇博士认为,无论是未来新的联合开发,或是需求的下降,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会使得大宗商品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再有系统性的机会。
 
货币全球化的“罪与罚”
 
相较于实体经济,在货币的全球化中,中国的货币投放成为了关键的节点。邵宇博士介绍说,从广义货币而言,中国约有150万亿人民币,而其中,高能货币,即美元储备一度达到4万亿。高能货币在中国形成货币投放,通过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撑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和资产架构。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外汇储备购买大量美国国债,也就是说,中国利用所谓的过剩储蓄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压低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同级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既在中国产生150万亿的M2货币投放,也在美国不断地压低了它长期的利率。”邵宇博士指出,货币投放太大,致使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也导致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最终结束了全球化3.0时代。
 
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地经历了全球化2.0到3.0的阶段。中国的崛起影响了全球收入的分配结构,壮大了广义的中产阶级队伍,但在这过程中,必然侵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
 
在邵宇博士看来,从这一角度而言,全球化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贫富继续分化,从而导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第二,贫富分化导致资本积累过剩,直接引起负利率。“所以某种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全球化可能已经通过临界点,未来的路只有更难走。”邵宇博士强调。

全球化4.0 中国已成为关键引擎
 
面对到来的全球化4.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关键引擎,那么对于中国自身需通过哪些因素驱动发展?邵宇博士认为,贸易、投资及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全球化发展的三大内生动力。他表示,政府应该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货币方面做出更积极的布局,而不应该尝试更多地缘方面的过激动作。
 
邵宇博士指出,在贸易方面,中国的产业链已经在东南亚形成了自我循环,但如果要用高水平进行推进,仍然需要进行地位上的调整。伴随着全球最大贸易协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的签订,中国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期望得到什么结果,都考验着中国资本的力量。
 
在投资方面,邵宇博士认为,中国资本的买买买是一个“正确的体系”。中国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对于全球的投资主要表现为购买美国国债,随着购买形式的多样化,中国资本的抗压能力也在增强。
 
人民币国际化:应对全球化的关键
 
邵宇博士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全球化的关键。一方面,发行大量人民币国债,必须面临资本项目过大、资本高速流入流出的考验;另一方面,大量的人民币标价资产表面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同时也蕴藏着汇率风险。
 
他以离岸市场上的国债和人民币存款为例指出,汇率的波动会产生系统性冲击,尽管汇率受管制,不存在违约问题,但我们仍需要承担汇率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如何合理地进行资本账户的开放非常关键。“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你就始终是一个行走江湖的外围经济体。你要跃过这一关,就成为一个债多人不愁的超级储备经济体。”邵宇博士表示,要成为这样的超级储备经济体,必须要有足够强劲的国内金融体系、足够优异的监管体系以及有竞价能力的主要投资机构。
 
“全球化不是黑暗森林,而是一个窗口。”最后,邵宇博士强调,通过全球化的这个窗口能够化解一些直接冲突,并获得想要的关键结果,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空间,而中国才能在全球化4.0中再次回到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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