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体经济换档探底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下滑趋势，中间虽然有一些峰谷变化，但总体是减速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由最高的40%下降到当前的10%左右。社会消费品总额增速也处于下行。进出口起伏波动，但是依然持续下降。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成2020年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任务，经济增长在今后5年必须保持6.523%的增长水平。这两年的经济底部预期会到7%，甚至是6%。

 

实体经济衰退是趋势，不是现象。对于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并不存在换挡的问题，但是作为经济赶超型的国家，在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过程中，其实有规律可循。一般而言，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下的赶超型国家，平均增长率可达到8%；人均GDP在1万至2万美元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为4.5%左右；人均GDP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平均增长率在2%。

 

中国经济还有回旋的余地，一些地区到了高收入阶段，而其他的地方在中低收入阶段。城市发展了，但农村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经济保持超过4.5%以上的速度是可能的。

 

二、虚拟经济杠杆扩张

 

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到全球，是高杠杆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加杠杆的方式，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因此，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除了财政领域的4万亿，在金融领域的货币供应量更大。中国将变成世界五大印钞机之一。

 

中国的资本市场则有以下几个特点：“本末倒置”体制、泡沫、杠杆机制。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主板市场从一开始就是有毒资产。因为货币供应量很大，却没有多少民间投资渠道。企业上市需要通过审批的方式，把供给限制在极小范围内，这导致国有股无法流通，企业一上市就把股票价搞到天价，市盈率搞到天高，而其他的基础型市场或者是场外市场却有严格限制，未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的市场结构。但这样一个市场价格却拥有世界第二位的市值，成为一个由泡沫或杠杆支撑的市场。

 

中国货币供应量迅速攀升，给实体和虚拟经济均带来一系列隐患。资本市场的体制“本末倒置”，是泡沫和杠杆的叠加。实体经济杠杆率居高不下，国有企业负债率一路攀升，杠杆因素比想象严重。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宏观政策采取了“加杠杆式调控”，财政政策回归积极态势，投资政策呈现高杠杆、强刺激、低效益的特色。

 

三、市场态势呈现重大拐点

 

中国经济夹在两难的选择中，一方面，大方针要求去杠杆、挤泡沫；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通缩的进程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市场态势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拐点。首先是刘易斯拐点，总人口增长率开始下滑，劳动力下降得更快。第二个拐点是传统需求拐点：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从2002年甚至2008年以后一路下滑，传统需求走向边际点。

 

中国的经济结构虽然有所优化，但却喜忧参半。除了能源、原材料和金融以外，其他几乎所有二、三产业的增长值加起来，都不及金融行业一个行业增长值多。因此，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也好，民生问题很多也好，中国的经济结构虽然有所优化，但却是喜忧参半的。

 

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就业上。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749万人，但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比农民工都困难。因此现在发展产业，要提供的新需求或是创造的新产业应该在第三产业中，在先进制造业中，在高端服务业中。

 

四、创新发展需标本兼治

 

创新发展首先要解决高杠杆和泡沫问题，其治标措施是资产置换与“杠杆转移”，治本措施是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即由“倒三角”的逆态分布转换成“正三角”的正态分布格局。

 

金融深化要注重优先顺序。产品价格市场化应该优先于资本价格市场化；社会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应当优先于虚拟经济；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过程中，金融基础产品证券化应当优先于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化。

 

中国在地区发展中，不同省市的发展程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省市，第二类是初步呈现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省市；第三类是正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阶段跃进的省市。地区之间的发展如何平衡，是“十三五”时期的重大任务，也是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