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深入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从中找出有效的政策措施重建全球金融体系，助力后危机时期疲弱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地实现经济转型，走向更有效率和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增长，则是各界思考的问题。
 

2016年4月10日，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比较》编辑室、财新智库联合举办的“大师对话——特纳勋爵：危机后的金融监管研讨会”在深圳成功召开。活动邀请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美国智库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理事会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在会上分享了他关于金融监管与债务的深刻见解。
 

此次研讨会还邀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及专家，包括香港大学《钟瀚德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SAIF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委员及IFF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研讨会由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何帆主持。
 

研讨会开始前，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副局长何子军发表致辞，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前海发展的情况。


 

中国信贷激增 政策需要审慎
 

随后，阿代尔·特纳勋爵就金融监管和债务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认为在现有的更聪明的监管框架下，债务也可以货币化。同时他也支持托宾税，即向全球无序的金融交易征税，控制无序的金融流动。
 

特纳勋爵首先介绍了金融监管的环境背景。在他看来，在全球经济预期不景气，债务水平和杠杆率激增的环境下，应该用新的视角来看待经济系统问题。“银行可以创造钱、信贷和购买力，这在之前是不存在的。”特纳勋爵重点以房地产信贷为例指出，房地产授信在银行授信的占比不断提升，表明了更多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而非基础建设，这会导致资产价值的上升以及借贷人信贷要求的增加。
 

特纳勋爵在发言中还指出了中国过高的债务问题，“和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的债务率呈现出较高水平，这是全球经济危机和债务增长的直接后果。”他指出，中国政府发行大量的银行贷款以刺激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这一事例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说明了债务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了中国，“而债务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研究发现，中国激增的信贷多集中于金融投资领域而非现存资产，这意味着实体经济仍然难以得到实际发展。特纳勋爵就此指出，造成信贷激增的根本动因之一是不平衡，“如果大部分的钱集中在富人手中，作为积蓄不花出去，这会造成国家消费能力的下降。”他表示，这种由房地产促成的信贷激增是不可持续的。
 

特纳勋爵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宏观且审慎。“上海、深圳的房价涨了30~40%，但政府的利率并不是调到4~4.5%就能阻止房价的进一步上升，还可能会对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他建议，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杠杆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宏观审慎的政策方法帮助限制信贷约束。
 

金融市场失灵or“非典型性市场”
 

在特纳勋爵演讲之后，与会嘉宾分别就演讲以及中国的金融市场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香港大学《钟瀚德基金》发展经济学讲座教授许成钢指出，金融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因此需要金融监督。但他同时就中国的金融市场现状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去年在中国发生的“股灾”重要原因是“政府失灵”。
 

“政府试图以金融市场作为它的政策工具来做很多事情，它以为可以控制金融市场，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制造出了泡沫，造成很高的杠杆。”许成钢教授指出，中国超高的杠杆率一方面来自于地方政府，另一方面来自于国企的信贷。他建议中国应逐渐退出“政策性市场”，在法治的前提下，金融监管的机构必须是向独立的立法机构负责，政府的行政部门必须没有权利直接干预金融监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市场决定”。
 

对此，SAIF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为股市波动与国家经济无实际关联；二是上市公司对于GDP增长的贡献远小于非上市公司。
 

钱军教授认为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既要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同时也要加强监管。“中国的金融传导机制存在问题，大量资金不是流向今后未来长期增长最高的部门或者企业，而是被迅速吸收到短线、投机性高的板块。”他强调，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大量的长期稳定的投资渠道。
 

而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钱军教授强调，监管不能阻挡市场化的竞争，而且需要厘清风险属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可能承担所有风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试错过程中需全球合作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委员及IFF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大学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对于特纳勋爵的分享表示了赞同，并提出经济发展过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创新、发展都要试，不管是政府还是市场，它都会做，但也有可能成功。”
 

肖耿教授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突破目前的通缩局面。“中国债务激增，未来要消化这些债务主要的渠道是一定的通货膨胀，通过政府印钞、提供信用来投资到有效率的项目。”然而，鉴于中国在投资方面的进展缓慢，肖耿教授表示，一方面由于过往债务，一方面则由于大量印钞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进而造成大量资本外逃，这两方面原因使得货币当局不愿意过分放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支持新的投资。

他最后强调，解决通缩和债务问题需要进行全球合作。“中国不能消除通缩，全球也没有办法消除通缩，全球经济的稳定会受到威胁。”

作为曾经的金融监管者，现在的金融行业分析师，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重点就金融监管的难易发表了看法。他指出，在市场没有病症的时候发现问题和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是监管工作的两大难点。
 

谢亚轩认为，应该通过学习其他经济体的教训，充分重视特纳勋爵揭示的债务和广义信贷过渡扩张，以及它与房地产价格泡沫之间的联系，积极寻求采取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措施来阻断这样一种联系。
 

活动最后，特纳勋爵对于四位专家学者的观点给予了肯定和回应，各位嘉宾与现场观众展开了热烈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