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会”再次成为春天里红遍大江南北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速的预期降低至6.5%，然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关心的是“菜篮子”和“钱袋子”：物价是否继续升高？房价还会疯涨吗？股市能赚到钱吗？

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折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事。2017年3月9日，中泰证券兼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应邀出席“SAIF 金融EMBA/EE/DBA公开课：2017年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展望”，他以“六个维度透析中国经济”为主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2017年中国经济走向。

李迅雷与现场观众互动

李迅雷表示，人口、投资、货币和收入结构是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因素，而外部环境和政策则分别是外生和内生变量，作为短期因素对当期经济走势影响较大。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下行态势。

特朗普：外部因素的最大变量

外生变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部环境，是李迅雷提出的第一个维度。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方面。在李迅雷看来，尽管欧美日经济处于复苏当中，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但也不能绝对乐观。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呈现负增长，且2016年在全球出口份额的占比首次出现了下降。

此外，特朗普新政是中国经济外生变量中最大的不确定因子。李迅雷表示，特朗普政府振兴美国经济主要寄托于贸易，而目前中国对美出口顺差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近50%，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极有可能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比如惩罚性关税等，这将对中国贸易带来极大影响。

房价变化与人口现象密切相关

李迅雷提到的第二个维度是人口。作为影响经济的长期因素，人口的老龄化、流动性的减弱都是不可逆转的。他指出，中国过去凭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断提升劳动生产力，如劳动力素质大幅提高，虽然得益于资本深化，我国在高速公路、高铁等修建方面仍具有优势，但不可否认是，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性减弱、劳动参与下降、农业转移人口减少的压力也在逐渐显现。

李迅雷强调，这种市场配置人口资源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房价的影响，如去年全国房价涨幅第一的是合肥，第二是厦门。研究这两座城市的人口流入数据可以发现，在过去十五年中厦门的人口增加90%，合肥增逾60%，远超其他城市。

“经济下行是一个人口现象，经济上行也是人口现象。” 李迅雷认为，总体来看中国城镇化进程已到了后期，而人口老龄化也不可逆，因此经济增长下台阶是必然趋势。

通胀回落，PPI上扬

当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增长？在李迅雷看来，中国主要靠第三个维度——投资。

他指出了当前我国投资的“两回落“和”两增长”。一是民间投资比重下降，但逆周期的国企投资增长；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但基建投资增速维持17~20%的高增长。这说明短期内我国仍是靠政府来加大投资保障。

但长期来看，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债务水平和全社会杠杆率水平都会大幅上升。李迅雷指出，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是构成投资的“三驾马车”，他预计因去年四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反弹，以及基建投资在高位将拉动今年制造业投资上行；今年基建投资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都 会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不会过大，如房地产销量持续回落，最终也会带来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今年整体来讲投资增速可能在7.5%左右，通胀会回落，PPI会往上走。”

对于现场有听众提出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的问题，李迅雷表示，制造业的增速会有所回升，但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在调整，未来服务业的增速会上升，制造业的增速必然下降。

货币超发 经济难以“脱虚向实”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货币超发，这也正是李迅雷所说的第四个维度——货币。截至2016年末，中国M2总量为22.3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的13.28万亿美元、8.19万亿美元之和。李迅雷指出，货币超发一方面加速了金融业的发展，大量的交易业务都在金融同业之间进行，金融对中国GDP的贡献达8.3%，我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另一方面，也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房价涨、物价涨等等，生活成本上升。

此外，货币超发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外汇流出压力依然巨大。李迅雷表示，由于庞大的货币体量，要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是非常困难的。他坦言，一旦中国经济真的实现“脱虚向实”，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资产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二是物价出现大幅上升。

针对现场听众关于“货币超发为何难以降下来”的问题，李迅雷坦言，这是由于经济增长效率在下降。“为了稳增长就必须有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投资必须要有更多的货币发行，这就是我们效率下降所导致的。”

CPI不会出现大幅上涨

货币超发并未引发通胀，那么，货币去了哪里呢？李迅雷由此引出了第五个维度——居民收入结构。“货币超发部分流向居民拥有的资产，这也导致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根据李迅雷的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他指出，由于居民可投资资产高度集中在高净值群体中，导致各大类资产价格普遍偏高，不仅是房价泡沫，还有股价泡沫。对此，有与会者询问他关于股市的看法，李迅雷表示，中国股市受政策影响较大，未来市场还将呈现窄幅波动的态势，他建议投资者要避免频繁交易。

此外，李迅雷分析了中国货币严重超发但物价未出现大幅上涨的原因。在他看来，一方面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没有显著提高，高收入群体资金主要用于投资资本市场，对物价影响有限。

另一方面，从CPI的结构——消费用品和服务来看，从2012年至今，剔除服务成本后的消费物品价格基本趋平，服务费用（劳动价格）的上升非常显著，反映了货币供应膨胀背景下人工、房租、流通等成本的提升；同时，尽管服务类资产价格在上涨，但因其在CPI中的权重较低，物价上涨很难体现此类价格的上涨。

李迅雷认为，今后CPI走势中人工成本的推升作用较为稳定，很难出现超预期的影响，但服务价格的整体回升仍然将对消费品价格形成温和推动。

“稳中求进”  守住两条底线

如果说特朗普新政将成为中国今年面对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最主要的一个变量，那么，今年末即将举行的十九大作为政策变量，对短期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这也是李迅雷所说的第六个维度——政策。

李迅雷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从经济领域提升到治国理政重要原则的高度，是值得关注的。这意味着有两条底线一定要守住，一条是稳增长底线，另一条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在经济和金融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推进改革。

由此对应的是两方面的重要改革，一是国企改革，二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这两大改革比财税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更为迫切。而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应该是最主流的模式，其次是债转股、股权融资等。

他表示，在杠杆率居高不下、资产泡沫未破的情况下，加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汇率市场的管制，属于必然的选择。但随着受管制标的增多，管制难度也会日益增加，即所谓的按下葫芦浮起瓢。

提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李迅雷预计，货币政策上半年收紧，下半年会相对放松；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稳增长。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欠账”过多，如今，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财政政策将肩负“欠账还债”和稳增长的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