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然而,金融改革应以什么样的逻辑推进?中国的金融体系究竟是攫取性的还是共容性的?
8月28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产业经济部赵昌文部长携新书《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做客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E沙龙,与嘉宾共同探讨中国金融改革逻辑,挖掘中国金融现象背后的意义。SAIF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上海证券交易所原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共同参加了圆桌论坛环节,就中国金融改革发表了深入见解。本次SAIF金融E沙龙由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主持。
张春教授首先在论坛致辞中表示,SAIF的办学宗旨之一就是探究金融改革的逻辑。他指出,在各国大力进行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是遵循同一逻辑不同方法还是采用不同逻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他希望能够通过观点碰撞为中国金融改革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见解。
随后,赵昌文在主旨演讲中,重点就其提出的“从攫取到共容”的逻辑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当前中国金融既“发展不足”,更“发展过度”;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低效的“攫取性”金融体系;金融改革需要努力改变这一状态,构建一个金融与实体经济和谐共生的高效率、共容性金融体系。
他首先将“金融观”定义为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并由此提出了“金融中心主义”、“金融合作观”、“金融竞合观”三大观点。“创新要素的竞争、利润的竞争、政策上的竞争和企业决策的影响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四大竞争性。”赵昌文就竞合观中的竞争性进一步展开,他认为,把竞争性分为两个维度得出了攫取性和共容性的结论。
“攫取性就是负外部性,共容性就是负外部性不那么严重或者说没有负外部性。”赵昌文以金融效率在市场化维度下为例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市场化与金融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攫取性和共容性在这样的框架下呈现出市场化不足的攫取性、市场化充分的攫取性一、市场化不足的共容性和市场化充足的共容性四种状态。
赵昌文认为,对金融改革而言,区分竞合观和合作观,引入攫取和共容的维度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攫取性不会自然消失以及攫取性和共容性的维度不能与市场化维度合二为一,因此最为理想的共容性金融体系,即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竞争性体现得并不显著,没有或不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对于当前中国攫取性金融体系,赵昌文认为主要体现在金融企业利润过高和金融从业者收入过高两方面。在他看来,攫取性机制将会带来虹吸效应、侵蚀效应、利益集团机制、公司金融机制和金融不稳定机制等多重危害。赵昌文最后建议,要解决攫取性问题,首先要退出金融约束制度,包括市场化;其次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赵昌文对于金融改革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热烈讨论。在稍后的圆桌论坛环节,各位嘉宾分别对《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一书的独特视角和全新范式给予了肯定,并发表精彩观点。
张春教授指出,中国金融市场最困难的方面,就是在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哪些是市场化不足导致的、哪些是攫取性导致的,且新的理论更需要理论模型或实证性工具加以支持。
乔依德则认为,攫取性和共容性的概念颠覆了人们以往的思维习惯,很有新意。他对于书中提到的创新中心与金融中心难以兼容的观点表示了认同,但他同时强调,创新中心与金融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兼容,只是兼容程度不高,例如美国纽约。
在针对中国金融是否过度的问题时,李迅雷通过对比M2总规模与GDP数据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发展确实存在过度问题。他认为,体制因素和民间因素是导致中国金融过度的两大原因。
对此,胡汝银认为,如果市场化、自由化改革是伴随着投资者非理性的行为,这可能会随着金融工具的激增而推高市场风险,导致资源配置更扭曲;此外,一个国家体制内部的扭曲也不容忽视。他表示,如果制度本身是扭曲的,而市场在此基础上来进行创新,那无异于放大扭曲,混合金融机制也放大了风险,最终酿成了系统性风险。
此外,嘉宾们还针对中国近期震荡的股市和汇市等热点议题进行了讨论。
“按照人民币平均汇率来说,今后几年是有下行压力的,目前贬一点对中国经济来说有一定正面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只靠贬值而忽略体制上的改革。中长期来看我很有信心,只要中国经济维持增长,人民币一定会升值。”张春教授表示了对人民币未来发展的信心,他认为人民币未来仍会是强势货币。
乔依德也对近期的汇市改革持肯定态度,他指出,人民币贬值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首先是汇率更加市场化;其次是对促进出口、拉动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第三是有利于人民币进入SDR(特别提款权)。
李迅雷则对认为人民币还将进一步贬值。“因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在上升的。”而在胡汝银看来,一个国家的货币强弱取决于经济的相对增长质量和速度。所以如果中国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根本之道是要保证中国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不要对短期波动过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