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两会解读:十大新角度
发布时间:2017-03-28 浏览次数:1999次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刚刚圆满结束,热度仍旧不减。诸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引发热议。

2017年3月18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举办研讨会——对2017年全国两会热点进行权威解读和讨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董事长、创始人王广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蔡琛,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乔卫兵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多位专家成员出席研讨。《财经》执行主编、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媒体合作委员会主席何刚主持。

1:坚持市场机制

钱军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主题发言阶段,关于汇率和资本项目,钱军表示,去年下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有贬值的趋势,最近总的态势,人民币重新兑美元有些升值,市场预期在今后的六个月内,人民币还是可能在7左右的地方徘徊。

钱军指出,第一,我们的红线是什么。我们的底线很清楚,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底线是防止恐慌性外逃。如果没有恐慌性外逃,实际上很多做模型的包括IMK,中国这样的国家,世界第一大或者第二大经济体,1.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够了。第二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最近看美国那边的动向,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态度是看美国做什么。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减小了,但也不排除部分和局部的贸易战。稍微有点贬值,不是坏事,对稳定流出是好事。

钱军还表示,市场机制要坚持,比如加入SDR,实际上是有承诺的,人民币要有自由可使用性。所以在资本项目稳定了以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不能退回来,还是要继续,包括一些双向的风险可控的渠道,应该继续往下走。

关于股市,钱军表示,对于并购当中董事会协议议价和竞价两种机制而言,董事会协议定价的机制有猫腻的可能性比较大,竞价是市场化模式,不但不应该叫停,而应该是很好的融资方式。

钱军还强调,中国股市最核心的结构性问题就是A股上市公司不代表中国经济增长,原因是因为上市机制里面业绩门槛要求太高。改革的关键是把业绩的门槛降下来,这个门槛的核心是信息披露。钱军认为对新三板里面的上市一年半到两年的公司,可以对它的信息完整性做判断,准确性做判断。新三板很重要,因为新三板没有明确的业绩要求。这个版里面的很多公司如果能够通过信息披露这个门槛,就应该鼓励他们真正上市,这会是对股市很重要的改革。至于叫不叫注册制,不重要。

钱军与现场观众互动

2:新实体经济

王广宇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董事长、创始人

主题发言阶段,王广宇表示,在经济发展中,现在来看有很多困难,下行压力也非常大。但是考虑到长远,一定要解决下一阶段发展的新模式、新动力、新技术、新动能、新基础的问题。

当下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间,必须大张旗鼓、全力以赴的去发展新实体经济。何为新实体经济?新实体经济新在哪?王广宇表示,所谓新实体经济,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是对立的,与新业态也不是对立的。新实体经济不仅包括传统制造业,也涵盖了传统一二三产业,特别是新生产型服务业。二是新实体经济回归到经济主体的本原意义。即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容纳足够的就业;三是新实体经济是面向未来,与先进技术结合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新实体经济一定要与新技术和新科技结合。未来新实体的发展,要靠科技去推动,要靠分享经济,要靠人工智能,这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济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下一轮新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动力。人工智能和认知科技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比如智能冰箱、智能自行车、智能手表、智能机器人,在整个改变工业领域的一些趋势。王广宇预测,人工智能跟工业4.0的结合将带来两大趋势,一个是智能工厂,另一个是智能生产

王广宇还表示,分享经济的理念和模式其实是典型的供给侧创新,从微观层面看,分享经济有助于抑制传统制造部门过度扩张,减少消费部门的浪费,使得社会发展中间的效率进一步提高。从宏观来看,依托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分享经济将对整个社会组织、对社会结构带来全新挑战,使更有限的资源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全社会,也是我们整个人类今天在理性消费地球、理性消费资源的时候必须要想的话题。

最后王广宇还强调,新实体要跟社会投资改革密切挂钩。发展新实体经济,必须有强大的投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双创的结果必然是造福社会,但是同时也必须要给创业者以最高的激励,让他们得到最大的激励,才能有更多人投身于创新事业,不管是分享经济还是人工智能。只有全社会去鼓励年轻一代不断发动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能够培育和保护出来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才是推动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不二之路。

王广宇与现场观众互动

3:养老金三支柱

董克用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董克用表示今后我们养老金年增长率很有可能继续走低,老年人每年会以600万人口的速度在增加,今后是800万、1000万。在中国应该大力发展个人税延养老金。发达国家老龄化出现在我们之前,在解决养老金问题的时候是用多支模式柱,既不能完全依靠现收现付,也不能完全依靠积累。拿美国为例,有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现收现付,第二支柱是职业养老金,这是雇主主导的。第三支柱是以个人主导的养老金,工作的时候有一部分钱税前缴纳,取的时候再征税,但是取的时候已经没有工资了,所以税率可能就很低。所以是这三个支柱共同支持养老。

董克用指出,我们现在主要就靠第一支柱,而且随着今后我们养老金年增长率很有可能继续走低,老年人每年会以600万人口的速度在增加,今后是800万、1000万。第一支柱很多问题,过去转型的时候,我们想转到部分积累制,但没有转过来。第二支柱也发展很缓慢,充足性也比较差,平均退休与平均工资之比在不断下降。所以在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对老百姓未来是有好处的。这样一个格局可能会对缓解我们老龄化和养老金的压力。

董克用强调,在发达国家,二三支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能够对资本市场的完善、对股市波动做出缓冲的。这是长钱,年轻的时候投入,很长时间都不动,是稳定的,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一条好捷径。

董克用与现场观众互动

4:产权改革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嘉宾评议阶段,管清友表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强调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应该针对于或者说着重针对于国企土地金融领域的产权改革,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

管清友认为,产权改革有四个时间节点“其中前三个节点都是内外因素共振形成的,一是1978年,国内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二是1992年,虽然外部出现苏东剧变,全球统一市场,但是经过三年的内部治理整顿,中国已经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1998年到2001年,外部环境本来是要恶化的,但是911事件使外部环境缓和,同时国内也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管清友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2008年以来的第四个时间节点,外部环境在恶化,这就使得改善中国内部环境尤为重要。“产权改革实际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整个社会的风险偏好问题,二是现在很多领域存在体制性扭曲,或者由于体制、机制的设计,导致要素的扭曲。”

此外,管清友提醒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在2008年以前,经济增长、流动性过剩、企业盈利改善与股票上涨,走势基本是一致的。2008年以后,经济持续下行,企业盈利恶化,美国市场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是股票和债券市场两个牛市。而在中国看到的是,流动性过剩和股票市场的泡沫。

管清友说,要解决脱虚向实的问题,需要实体经济回报率的提高,这就要与解决产权问题和要素扭曲结合起来,“不解决要素扭曲、不解决产权问题,很难解决流动性问题。”

管清友与现场观众互动

5:降低企业税负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朱海滨表示,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结构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虽然整体宏观税负并不高,但是基本完全由企业来承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跟海外企业比,普遍感到企业的税费负担更重的最核心原因。”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我国的税费结构非常复杂,企业需要投入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对企业也是很大的隐性负担。

对此,他建议:第一,应直接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去年营改增,政府说减了五千亿。今年总理又说,要再减一万亿左右的企业税费负担。” 第二,简化目前企业税费的制度,把一些繁杂的费用尽量给简化,并推动费改税。第三,推动税制的结构改革,建议要强化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体系,尤其对于一些像个人或者私人企业的征收。

朱海滨强调,除了降税还要减支。降税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减开支的话,政府的财政赤字会不断提高。

朱海斌与现场观众互动

6:现代服务业

金海年

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

金海年表示,实体多不一定就好。中国当前很多问题,是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库存问题、杠杆率高,都是实体经济和制造造成的。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存量问题,新的供给侧改革应该解决增量问题,就是如何去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因为解决库存问题,解决了杠杆的问题,解决了产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老百姓其实关心的是增长,是关心自己的财富、生活水平怎么样去增长。

现在的增长放缓是因为以前的高增长是二、三产业双轮驱动,现在第二产业需求总量已接近饱和,未来的重点是质的提升,旧制造业到新智能制造的转换,高增长就只剩现代服务业一个驱动引擎,增速下来但质量更好,人们生活水平更高,能耗下降、环境改善,因此放缓是好事。

金海年认为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带来了质量的问题,带来了环境污染而且它的财富效应不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确实第三产业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平均工资也会比第二产业更高,而且能源的消耗一般是第二产业的1/6,如果刨掉第三产业交通和运输的比重,能源消耗会降到1/8或者1/10。

金海年强调,现代服务业和科技进步将是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金海年与现场观众互动

7:辩证法

马蔡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马蔡琛表示需要用辩证眼光看待问题。第一需要辩证地认识所谓高科技。例如网店的盈利节点不在于高科技。第二是新兴业态。高端服务业要发展,但是高端服务业的吸纳就业往往比传统第二产业要差。第三,要辩证认识脱实向虚和稳定预期的关系。第四要辩证的认识老龄化。技术的突破,使得现在五六十岁甚至更大的人,都能对社会做贡献,会使得年龄的增长对社会的贡献进一步加大,而未必是减少。

马蔡琛与现场观众互动

8:灰犀牛危机

乔卫兵

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媒体合作委员会委员

乔卫兵表示,有十个问题有可能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灰犀牛式的危机,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包括产权问题、逆全球化危机、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欧盟面临解体的问题、欧盟经济断崖式下滑的问题、朝鲜核危机问题、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问题、养老金问题、人口问题、实体经济和虚体经济的关系问题。

那如何应对管理灰犀牛危机呢?乔卫兵认为第一,直面危机,承认危机存在。二是区别对待,有轻重缓急。第三,不要静止不动,而应该主动而为,并且制定一个自动触发的防御机制来积极应对。第四,不能慌张,应该占据有利的时机、地点、条件,进一步观察危机进展,进一步着手解决危机。第五,不能浪费危机,要成为发现灰犀牛事件的人,并且控制灰犀牛事件的人,要成为敏感的人、勇敢的人,有智慧的人,要化危险为机遇。

乔卫兵与现场观众互动

9:混合所有制改革

袁渊

东吴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分析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

袁渊指出,三权分割实际上是需要很多金融产品的创新或者资本市场制度设计来完成的,哪些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东是看重所有权呢?袁渊表明一定是单一股东参与的,如果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东是多个,比如七八个、十几个,多数参与改革的新晋股东多只看重收益权和交易权。

袁渊表示,怎么样通过制度创新来有效的激活收益权和交易权的转让,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现有政治环境下或者政策方向下的有益尝试。

怎样打通国企改革和养老金的管理体系?袁渊举例指出,比如委托社保基金或者新设一个国企产权控股公司,通过在资本市场设置一些金融产品,让更多普通的股东或者民营股东参与国企产权收益和转让,这样事实上能够分两步,因为股权依然是在国资控股公司里面留着,产权依然是国家的,但收益权和交易权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可以补充养老金的投资收益。通过产权的收益权、交易权,所有权的技术分割和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可能是资本市场助力国企混改和养老金的有益尝试。

袁渊与现场观众互动

10:技术革命

黄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黄震表示,世界高科技竞争和突破正在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高新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引起传统产业的深刻变革。在现实生活中技术革命的渗透,已经通过智能手机这种终端影响到最底层。

黄震与现场观众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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